存废争论，源于文化差异

中国从先秦时期“百家争鸣”的文化变革成果中诞生了《黄帝内经》，而后与《难经》《伤寒杂病论》《神农本草经》共同形成了传统中医学四大经典，奠定了中医理论基础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中医学术流派可谓各领风骚。《中医各家学说》提出了伤寒、河间、易水、丹溪、攻邪、温补、温病七个医学流派。中医学虽然在当今又得到了蓬勃发展，然而在历史上却有着多次“废除中医”的争论。

清末民初，西学东渐，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79年发表《废医论》，之后又发表《医药说》，提出“医可废，药不可尽废”的观点，这也是近代“废医存药”思想的始作俑者。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文化一并否定，就连当时著名思想家如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梁启超等，都有这方面的言论。1912年，北洋政府也以中西医“致难兼采”，只能“先其所急”，而“专取西法”是“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”，拒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，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”。

而在近年来，“中西医结合”和“中医药现代化”成了新时期中医存废双方争论的焦点。支持中医的认为，“中医学的存在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证明”，而反对者则认为中医不能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检验，是“伪科学”。中医学有着2000多年的临床实践，源远流长，为何在不到200多年历史的西医面前，竟然多次处于被废除的窘境？这离不开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认识。故正确认识中西方文化差别及中西医学理论异同，才能更好促进中西医结合，做到中西合璧，合作共赢。

中西合璧，古人功不可没

回顾中西医结合历史，有两个人不能忽略。其一是被西方医学界称为中国近代解剖学家的清代医学家王清任（1768~1831）。他尝谓“著书不明脏腑，岂非痴人说梦；治病不明脏腑，何异盲子夜行”，故仔细观察人体之构造，并绘图纠误，写成《医林改错》。他创立的“血府逐瘀汤”等8个方剂，疗效显著。他创立和修改古方33个，总结出了气虚症状60种，血瘀症状50种。“补阳还五汤”至今仍是治疗冠心病、半身不遂的名方。其在西医学术思想及理论冲击下，能及时认识到中医朴素的藏象理论和西医解剖学的异同，借助解剖学完善修订中医对血瘀证的认识，为中医学发展留下光辉的一页。

另外一人就是中西汇通派代表人物张锡纯（1860~1933）。其在当时钻研西医学说，融会贯通中西医，以他的说法：“今汇集十余年经验之方，又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，辑为八卷，名之曰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。”

针对当时中西医互不合作的现象，张氏主张：“西医用药在局部，是重在病之标也；中医用药求原因，是重在病之本也。究之标本原宜兼顾。”“由斯知中药与西药相助为理，诚能相得益彰。”典型如“石膏阿司匹林汤”。张氏自叙：“石膏之性，又最宜与西药阿司匹林并用。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，而发表之力稍轻。阿司匹林味酸性凉，最善达表，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，与石膏相助为理，实有相得益彰之妙也。”再有治阴虚发热，肺痨，用醴泉饮送服阿司匹林；治肺病发热，以阿司匹林代石膏发汗。同时，张锡纯在沈阳创办第一所“立达中医院”，在天津开办国医函授学校，培养人才，并且还发表了许多中西医结合独创的论文。以上表明，张锡纯开创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功不可没。

中西医结合的基础是目标的一致，它们的目标都是提高临床疗效，维护人民健康。西医讲究“内稳态”恰与中医“阴平阳秘”状态相统一，中医“未病先防、已病防变、已变防渐”在西医预防医学中地位也在不断上升。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，中医、西医各有所长，从某种程度上发挥着彼此不可替代的作用，通过兼容并蓄的态度，两者优势互补，可以提高临床疗效、减低医疗费用等，必将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。